元朝各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

　中国姓氏的起源很早，从伏羲氏开始“正姓氏，别婚姻”，到汉代我国姓氏体系基本确定，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中国姓氏已变得枝繁叶茂。据《中华姓氏大辞典》统计，我国古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姓氏有11969个，其中单字姓氏5327个，双字姓氏4329个，三字姓氏1615个，四字姓氏569个，五字姓氏96个，六字姓氏22个，七字姓氏7个，八字姓氏3个，九字姓氏1个。在中国历史上，姓氏不断发生变化，古老的姓氏消失，新的姓氏出现。追溯考察姓氏的历史来源和变化，搞清中华民族的血脉组成，是姓氏文化和寻根文化的基础，对推动民族关系、凝聚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姓氏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较为全面地考查了元朝汉族及内迁的蒙古、畏兀、唐兀、女真、回回、高丽等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并将其分为由人名、职官名、部族名、居住地得姓氏，因帝王赏赐、迁移、政治避难、避讳、讹言、收养、出家、华化而更改姓氏等不同类型。

　　一、元朝的民族及其姓氏特点

　　元朝实行民族等级管理和民族分化政策，将全国人口按照民族的不同和被征服的先后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并在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官吏任用、赋役征派等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都有严格的区分和不平等的规定。 蒙古人是统治民族，习惯以原来的部落或氏族名称作为出身的标志，为元朝的“国姓”。陶宗仪《辍耕录》中列举了蒙古的72种姓氏，据考证，其中有不少错误和重复，清朝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考释，蒙古族有42种氏族，分别是札札刺儿氏、八邻氏、召烈台氏、阿鲁刺氏、珊竹氏、兀鲁兀台氏、忙兀氏、斡刺纳儿氏、晃合丹氏、别速氏、薛亦氏、瓮吉剌氏、亦乞烈思氏、汪古部、斡亦刺氏、许兀慎氏、逊都思氏、怯烈氏、兀良哈氏、燕只吉台氏、达达儿氏、脱脱里台氏、土别燕氏、拓跋氏、案赤歹氏、兀罗带氏、彻兀台氏、捏古台氏、卜鲁勒多礼伯台氏、秃立不带氏、度里班氏、兀速儿吉氏、察台氏、凯烈氏、察罕达口口氏、乞失里台氏、口口歹氏等。

　　色目人是“各色各目之人”的统称，主要是指内迁的西域各族。《辍耕录》中列举了元朝31种色目人。经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考释为23种，分别是畏吾、唐兀、康里、乃蛮、雍古、钦察、阿速、迦叶弥儿、赛夷、族颍、突甘斯、感木鲁、土波思乌思藏掇族、回回、也里可温、木速蛮、哈刺鲁、合鲁、阿鲁浑岛、尼波罗、板勒纥城、谷则斡儿朵、伊吾庐。但钱氏所列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乃蛮和雍古为蒙古族早期的组成部落，却被钱氏列为色目。这样元代色目可以确定的就剩下20种左右，其中人数较多、地位较重要的是回回、畏兀和唐兀。由于民族差异和语言隔阂，元朝人搞不清色目各族的姓氏，通常以其类别统称某某氏，如回回氏、畏兀(吾)氏、唐兀氏、康里氏、钦察氏、阿速氏、也里可温氏、哈剌鲁氏等等。

　　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辖地区的汉族人，以及早些时候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各族和契丹、女真、高丽等族人，《辍耕录》记载的汉人有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八种。南人是最后被蒙古军征服的南宋境内的各族人，包括元朝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南部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汉人和南人中绝大部分是汉族，汉族人口在元朝多民族迁移和融合的过程中，依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同化力，姓氏状况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直到元末，由于政治局势的恶化，人口减少，可能对姓氏有一定的影响。但据明初统计，汉族姓氏仍有2000个左右。云南行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白人、罗罗、末些、卢蛮、斡泥、西番、怒人、俅人、阿昌、野蛮、金齿百夷、蒲蛮等等。其中自人分布相当广泛，白人土官是元朝统治者治理云南行省的主要依靠力量，地位最显赫的是原大理国主段氏，其次为原大理国重臣高氏，还有杨、赵、李、董等豪族大姓；末些族有和氏和木氏两个大姓。江浙、江西和湖广行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罗罗、土獠、苗、蕃、峒、仡佬、僮、徭、黎、畲等。苗人中地位较高的土官有田氏、杨氏和彭氏；蕃人中以龙氏势力最大，其次为程、洪、韦、卢、石、罗等。在元末的反元斗争中，僮人岑氏、黄氏，徭人吴法受、许文杰、龙郎庚、胡老鼠，黎人王氏，畲人许夫人、陈吊眼、黄华、钟明亮、李志甫、吴仲海等都是各民族起义的首领，给腐朽的元朝政权以沉重打击。

　　元朝姓氏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呢?从当时记录和研究姓氏的资料来看，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收录了3736个姓氏，而宋代邵思的《姓解》收集了3568个姓氏，明代陈士元《姓觿》收集了3625个姓氏，都比元朝的姓氏总数要少。这就从姓氏上反映了元朝民族成分增加和民族融合的结果。

　　二、元朝各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

　　我国姓与氏产生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的产生较早，氏为姓的分支。到了汉代，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各族的姓氏体系基本确定下来，姓和氏就不再区分了，其来源与出处主要有以下几大类：以氏为姓、以国名为姓氏、以邑名为姓氏、以乡名亭名为姓氏、以居住地为姓氏、以先人的字或名为姓氏、以排行为姓氏、以官职为姓氏、以技艺为姓氏、以谥号为氏、少数民族汉化后产生的姓氏，还有因赏赐、避讳而改姓等等。蒙元时期，国家的统一，人口规模的扩大，民族成分的增多，促进了各民族的广泛交流和大融合，姓氏的来源与变化也是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由人名得姓氏。由人名得姓氏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祖先或本人名字中的一个字为姓氏。如蒙古凯烈氏谙都刺以兰为氏，取自祖父的名字阿思兰。畏兀人唐仁祖以唐为姓，取自祖父唐古直的名字；小云石海涯以贯为氏，取自父亲的名字贯只哥；阿鲁浑萨理以全为氏，取自父亲乞·台萨理的汉族名字万全。哈刺鲁人抄儿赤的父亲名沙的，宋朝人“使以沙为姓，而名日全”，这纯粹是由于民族语言不通而被汉人误认为姓氏，所以世祖时沙全又请恢复旧名抄儿赤。哈刺鲁儒士伯颜的老师命他以颜为氏，则是取自本人名。来自中亚等地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由于都信仰伊斯兰教，被统称为“回回氏”。回回人大多采取本人或祖先音译名字中的某一个汉字作为姓氏。回回官吏赛典赤赡思丁的子孙分别取他和他的儿子纳速拉丁名字中的赛、闪、丁、纳、苏、拉等为姓，散布云南、宁夏、陕西各地；此外还有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鲁至道(伯笃鲁丁)、著名诗人丁鹤年及其堂兄诗人马元德(吉雅漠丁)、散曲家马九皋、画家高克恭、散曲家兼画家丁野夫等。

　　二是以整个人名为姓氏。西域人札八儿火者就以部落族长赛夷之名为氏。蒙古“五投下”的姓氏源自其祖先剌真八都五个儿子兀鲁兀台、忙兀、扎刺儿、弘吉剌和亦乞列思的名字，由于他们协助铁木真征战创业，功劳显赫，太祖即位后，就“命其子孙各因其名为氏，号五投下。

　　2．由职官名得姓氏。畏吾人廉氏家族的姓氏始自布鲁海牙，儿子希宪出生的当天，他正好接到廉访使的任命书，布鲁海牙双喜临门，以为是天意，因此仿效古代以官名为姓，子孙皆姓廉。古马氏的来源一说是月合乃的曾祖在金朝任马步军指挥使，官名有马，所以以马为氏；另一说是马祖常的高祖在金朝为凤翔兵马判官，子孙因其官名，以马为氏。两处记载的先人人名、辈分和官职名虽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家族以马为姓，是取自某位先人的官名。

　　3．由居住地得姓氏。钦察人土土哈以玉里伯里为氏，是因其部族迁徙到西北玉里伯里山定居。回鹘人合刺普华的后代改姓俣，是缘自其祖先生活的地方有一条偰辇杰河。俣氏家族在元朝以文学著称，出了九个进士，“世科之盛，当时所希有”。

　　4．以部族名为姓氏。元朝蒙古族基本保持了以部落或氏族名称为姓氏的传统习惯(详见上文)。女真人乌古孙泽和夹谷之奇，也都是以部落名为姓氏。

　　5．因帝王赏赐而改姓。帝王赐姓命氏古而有之，《风俗通》记载：“张、王、李、赵，黄帝赐姓。”正史中得到元代帝王赏赐姓氏的有皇后、上层官吏和皇帝身边的近侍等。由于元朝是蒙古族统治政权，所以他们大都被赐以国姓——蒙古族姓氏。如唐兀人乌密氏察罕，太祖时在内廷任职，被赐姓蒙古，表示亲信和恩宠。顺帝时贺惟一深受赏识和信任，要委任御史大夫一职，然“故事，台端非国姓不以授”，贺惟一坚决推辞。祖制不可违，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顺帝特下诏，“赐姓而改其名”，这完全是出于形势和制度的需要。早在蒙古国时期，特薛禅与他的儿子按陈从太祖征伐有功，有旨“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所以元代的皇后大多出自特薛禅家族弘吉剌氏，也有少数出自蒙古其他氏族的女子。然而在顺帝时，来自异域的高丽人奇氏改为蒙古姓氏肃良合氏(意思为高丽人)，并被立为第二皇后。这位高丽女子最初仅仅是顺帝身边“主供茗饮”的宫女，“性颖黠”，日受宠幸，答纳失里皇后死后，顺帝就想立为她皇后，被丞相伯颜坚决制止了。大臣朵尔直班也曾上书“禁取姬妾于海外”。尽管有祖训和大臣的双重约束，至正二十五年，顺帝还是一意孤行，将奇氏改姓蒙古，并诏告天下，让这位外族的普通女子大大方方、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后的宝座。西域板勒纥城人察罕，深得仁宗宠爱，被赐姓白氏。

　　6．因迁移和政治避难而改姓。在元初，蒙古人就有因政治原因改姓隐居的情况。据杨志玖先生考证，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刘家营村聚居的蒙古族，是蒙古斡罗那歹氏族的后裔，元世祖时期即定居于此，长期隐瞒民族成分为汉族，有1000人左右。1979年在那里出土的刘五公的碑文记载：“高祖五公，系斡罗纳歹之人也。充蒙古军役。”“李侯兵革”被俘，英勇不屈，不肯下跪。“将见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脱。后之苗裔因留日姓，故日刘。”此碑立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立碑的是第二代僧住和忽都二兄弟，似乎在第二代时已以刘为姓。到了元末明初，一些亡国后留在内地的蒙古贵族为避难主动改姓(汉姓)隐居迁移的情况更加多见。据学者考证，今山东鄄城县蒙古族苏氏，今甘肃靖远县中堡乡营防村营儿门马氏，今贵州大方县蒙古族余氏，以及今河南南阳镇平、内乡、南召等县的王姓蒙古人和唐河县的李姓蒙古人等都是元代蒙古贵族的后裔。

　　曾为辽朝世家大族的契丹人王殉本姓耶律氏，女真人刘国杰本姓乌古伦、李庭本姓蒲察，都是在金末迁入中原后改为汉姓的。

　　7．因讹言而改姓。蒙元时期，人口迁移频繁，各民族交错杂居，也出现因语言文字不通，造成音讹、字讹，又以讹传讹而改变了姓氏的。雍古氏按竺迩年幼时就成了孤儿，寄养在外祖父术要甲家，“讹言为赵家，因姓赵氏”。女直人赵良弼，本姓术要甲，也因音讹改为赵氏，族人不仅不怒，反以“天将华姓吾家”而大喜。夹谷之奇本为女真加古氏，后因字讹改为夹谷。

　　8．因避讳而改姓。我国的避讳制度早在西周时就已形成，汉代以后，经历代帝王沿袭、创造和发展，到了宋代被发挥到了极点，姓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所谓避讳，就是臣民不能直呼也不能写皇帝和官吏的名字，后人也不能直写长辈的名字，若遇到这些字必须回避，或改用别的字，或用同义词代替，或减少笔画。商挺本姓殷，金履祥本姓刘，都是因前代避讳制度而改了姓。

　　9．因被人收养而改姓。元朝刑法明确规定“诸乞养过房男女者，听”。按照民间的惯例，收养关系确定后，被收养人要改为养父的姓氏。如章卿孙本姓刘，从养父章提刑改姓章；李璮本姓徐，从养父李全改姓李等。

　　10．因出家而改姓。佛教僧徒皆摒弃俗姓改姓释是常规。比较知名的有元初的汉族名臣刘秉忠，他在作官前为出家之人，姓释名子聪，作官后又恢复了俗姓。

　　11．因华化而得到或改变姓氏。随着元朝统一政权的建立和瓦解，元朝中后期定居中原的部分蒙古族华化而取汉姓的情况逐渐增多。迁入内地的蒙古人因做官、镇守等原因在汉地定居下来，长期与广大汉族人口生活在一起，交往日益频繁，有的娶了汉族女子，后代就随母亲冠以汉姓，《铁函心史》日“鞑靼都无姓，或要汉女为奴，生子愿有姓，竟随母姓。”有的雅好儒学，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颇深，取了汉族的姓、名和字。《揭傒斯全集》卷4《送燮元溥序》载：“元溥，蒙古人，名燮理普化，无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称谓，今天下之通俗也。”居住在镇江的万家闾也是华学之士，他的儿子分别取名万寿安、永安、定安、宁安。元末曾任侍正府都事的刘正卿(帖木儿不花)、画家张彦辅、剧作家杨景贤等，都是姓名完全汉化的蒙古人。

　　迁入汉地的其他各族因华化采用汉族姓氏的情况更加普遍。在元代被列为汉人的女真人本有自己民族的姓氏，自金代始女真人改用汉姓的就很多，朝廷曾屡次颁发禁令也未能控制。到了元代，女真人改用汉姓的情况更为普遍。据陶宗仪《辍耕录》载，改易汉姓的金人姓氏有31个，分别为“完颜汉姓曰王、乌古伦汉姓曰商、乞市烈汉姓日高、徒单汉姓曰杜、女奚烈汉姓曰郎、兀颜汉姓曰朱、蒲察汉姓曰李、颜盏汉姓曰张、温迪罕汉姓曰温、石抹汉姓曰萧、奥屯汉姓曰曹、孛术鲁汉姓曰鲁、移刺汉姓曰刘、斡勤汉姓曰石、纳刺汉姓曰康、夹谷汉姓曰全、裴满汉姓曰麻、尼忙古汉姓曰鱼、斡准汉姓曰赵、阿典汉姓曰雷、阿里侃汉姓曰何、温敦汉姓曰空、吾鲁汉姓曰惠、抹颜汉姓曰孟、都烈汉姓曰强、散答汉姓曰骆、呵不哈汉姓曰田、乌林答汉姓曰蔡、仆散汉姓曰林、术虎汉姓曰董、右里申汉姓曰汪”，其中大多为女真人姓氏。元人刘因在《静修文集》卷2《古里氏名字序》中记述道：“吴景初请予制其子名，自叙其为女真人，……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从中国姓，故古里氏例称吴，已数世矣。予闻之，大以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所受，而传之子孙，其脉络截然，有不敢毫发乱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绝本根，附于他裔，顾乃因仍苟且，徇于流俗而不恤，彼儿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为问乎?”可见元代女真人改汉姓已相习成风，且非迫于政府法令而是出于自愿。到元末，女真姓氏大部分汉化，比较知名的有儒士李之英，杂剧家李直夫(人称蒲察李五)，画家刘自然，书法家刘若水，官吏李庭、高闹儿、赵良弼、刘国杰等。

　　唐兀人中有几个世代用汉姓的家族如高氏(高智耀、高睿、高纳麟)、刘氏(刘完泽、刘沙刺班)等，其姓氏的由来不太清楚。一些内迁的唐兀人改用了汉姓，比较知名的有李桢、余阙、张长吉、张翔、吴善卿(迈里古思)以及改从母亲姓氏的何伯翰等，他们或通经史或善诗文，长期在汉地定居。

　　其他民族有畏兀儿族文学家马昂夫和画家边鲁，哈刺鲁进士沙德润(原名完泽溥化)和诗人马易之(原名乃贤)．阿鲁浑人儒士溥博，合鲁人刘汉卿(原名虎都铁木禄)，朵鲁别族郝天挺及儿子郝佑，也里可温诗人金元素等等。

　　三、结论

　　从元朝各民族姓氏的来源和变化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姓氏的发展变化是何等复杂，而以上种种变化归根结底都是因受到历史背景、政治形势、主流文化、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左右和影响。在蒙古族取得统治地位、天下大一统和民族大融合的元朝，民族姓氏的来源和变化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一是姓氏来源和变化类型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元朝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姓氏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民族成分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这一时期姓氏变化的多样性。而受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元朝姓氏来源与变化还有独特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帝王多赏赐臣下蒙古族姓氏、避讳制度对姓氏影响力的减弱和因讹言改变姓氏的情况增加等。二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汉族姓氏继续保持了主体地位和强大的生命力，而包括蒙古族贵族官吏在内的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的姓氏都有不同程度的汉化。汉族姓氏的特殊变化是增加了蒙古帝王赏赐的蒙古姓氏。其他迁入民族逐渐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采取了汉族常见的由人名、职官名、居住地而得姓氏的来源形式，还因帝王赏赐、迁移、政治避难、讹言和华化等或主动或被动地改为汉姓，这在一些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家族和人物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